众经济学家称不能因学术之争否定中国改革热室压铸机

众经济学家称不能因学术之争否定中国改革

众经济学家称不能因学术之争否定中国改革 2005-10-27 23:57:57 来源：2005年10月26日21世纪经济报道分享到：“全面改革的春天到来了。”长期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专家、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在10月23日的“2005中国改革论坛”上称。

在当天的论坛上，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司长范恒山也表达了同样的关注，“十一五”建议对深化体制改革提出了许多新的重要要求，包括深化政府机构改革，优化组织机构，减少行政层级，理顺职责分工。其中，减少行政层级是中央在重大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

不能因学术之争否定中国改革实践

在经历27年改革的中国，改革似乎是个老话题。就在2005年被定义为改革“攻坚”年时，学界和政策界对于改革的态度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和争论。

多数经济学家引证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论证，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将处于快速变动时期，与此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开始集中凸显。

中国目前就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在这样一个社会矛盾的重围中，“需要将改革搁置，或者干脆停止改革”成为一种思潮，持这种观点的人指出，改革将可能引发更多的矛盾。而相反的观点是，矛盾越多，越尖锐，越要求通过改革来加以解决，这正是需要深化改革的时期。

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现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赞成后一种观点。形势分析会上，高尚全发给每位参会者一份有关媒体对其采访的复印材料，并再次重申：改革过程当中，出现任何争论与批评都不足为奇。不能因为社会矛盾而否定改革，更不能因为新自由主义等学术之争，否定中国的改革实践。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魏加宁对高尚全表示支持：“改革是一把钥匙，新、旧问题都得通过改革解决。”

范恒山对此的理解是，改革是很响亮的口号，谁都可以喊。但在其中有“不改革，慢改革，异化改革，泛化改革，甚至是妖魔化改革”。他认为，出现否定这些现象的原因在于改革推进到了“关键时刻”。

范恒山曾撰文用“改革到了真正‘啃硬骨头’的时期”喻中国改革进程，即改革到了“攻坚阶段”。“现在改革的权力分散在一个一个利益主体手中，推动改革的各个专项部门同时也是一个个利益主体。”在形势分析会上范恒山直言。

“现在改革的瓶颈不在经济领域”

“十一五”期间，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国家发改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韩文秀指出，“改革的重点在建议当中强调很明确，主要是政府，或者说行政管理改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卢中原分析认为，如果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比较缓慢，或实质性的东西没有触动，对中长期经济发展会造成麻烦。“我们想避免反复出现的投资和部分行业的过热，不同地区的攀比。如果政府职能没有得到到位的转换，那么宏观调控总要应对这个局面。”卢中原总结：“五中全会进一步突出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抓住了改革的要害。”

对此学界已经形成共识。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首先旗帜鲜明地表示，在“十一五”规划期间，中国改革整体推进策略要发生很大变化。以往是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干——政府改革带动其他领域改革。而在“十一五”期间，在改革结构上，政府改革将成为其他改革的焦点。如企业，财税，金融，教育，医疗改革等。如果政府改革不推进，其他改革是有限的。

迟福林持同样的观点：当前，改革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大都与政府改革不到位、政府改革滞后相关。“十一五”时期，无论是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还是建设和谐社会，都对政府转型提出了相当迫切的要求。

“现在推进改革的瓶颈不在于经济领域。”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张春霖博士更愿意用公共治理概念代替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现在被扭曲的改革基本上于公共治理方面存在缺陷。”

范恒山指出，“十一五”期间应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应首先启动；撤销那些直接从事和干预微观经济活动和社会事务的机构；撤并党委和政府职责相同、相近的部门，规范各类领导小组和协调机构，一般不设立实体办事机构；调整一些领域中央对地方的垂直管理体制，赋予省以及省以下地方政府更多的权责；从我们国家的实际出发适当减少行政层级。

增加公共财政对社会发展的投入

将政府改革作为新一轮改革攻坚的“突破口”，已经成为必然的选择，如何推进成为关键。

鉴于改革的历史经验，汪玉凯认为，“十一五”期间，推进政府改革，要把政治体制改革、事业单位改革(即重构公共服务体系)、政府自身改革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共同、协调推进。“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如执政方式的改变，没有完善的司法和群众监督，并和事业单位改革结合起来整体推进，政府改革仍然会重新陷入困境。”汪玉凯在形势分析会上显得很焦虑。

“由于政府改革联结着诸多的改革领域，既有经济体制改革，又有政治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还有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有着自身的特点和复杂性，需要以战略的眼光、系统的设计才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上海大学教授陈宪如是考虑。

当前，公共需求快速增长和公共服务供给的严重不足，已经成为社会矛盾的突出表现。因此，与之相关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将会是未来一段时期内，作为政府改革配套进行的改革要求。

“‘十一五’规划建议有关体制改革出现一个新亮点——提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丁元竹对此表示关注，并认为还有很多相关的问题需要研究思考，如谁是进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主体——政府，所谓“第三部门”(民间组织)，还是事业单位？

无论谁为主体，丁元竹认为，增加公共财政在社会发展领域的支出比例是首先肯定的前提。最近丁元竹去美国考察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结构变化发现：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联邦政府用于社会领域如科教文卫、社会就业、保障方面的财政支出占公共财政的20%，到了2000年这个比例达到60%以上。“一个政府能否真正地转向公共服务性政府，关键看财政结构的比例。”丁元竹总结说。

在公共财政加大对社会发展领域倾斜的基础上，丁元竹对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思路的建议是：以事业单位改革、社团改革、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为核心内容的整体推进。

丁元竹认为更为重要的是，政府部门之间的分管社会发展或者是管理社会发展的部门之间的协调问题。“我们现在部门之间，部门内部之间，有关联，各个部门之间在公共财政上，在一些资源上，利益之间不协调。自己内部利益不协调，怎么为广大人民群众做好工作？”这个问题的解决，将关系到当前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根本。

“具体来说，需要理顺几方面的关系，着力解决一些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丁元竹指出。首先是如何建立和健全城乡一体化，特别是社会管理体制和公共服务体制创新问题；其次是社会分配体制改革中的效率和协调问题；第三是混合所有制调控的问题；第四是社会事业、社会分配，社会保障领域的体制性障碍问题。

“就目前现实来看，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最该建立的机制是，如何使政府保持自己管理的社会资源的公共性，从而不致使其成为部门利益的来源。”丁元竹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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